第437章 天理？（1 / 2）

本地人知道这阵风潮不会持续太久，过不了几年，这些中国人又跑了，就是趁着这几年租金贵，赶紧一栋一栋建起来，一建好就租给人家做园区了。

因为国人激增，大其力的国人商品、国人超市、国人餐厅、KTV也变多了，本地人租房、吃饭的物价也跟着上涨，从当地内陆到大其力打工人数也在当地事变后不减反增了。

黄家人告诉我，在园区，除了国人，也有不少当地华人去做工。

他们多是能说普通话、学过汉语拼音的年轻人，打字快，公司给他们发三千到四千人民币的底薪，外加诈骗到的提成。

要知道，这几年团结工会还在争取普通工人的最低日薪从四千八缅币约合人民币十一块涨到一万缅币约合人民币二十二块。

而曼德勒的工人月薪普遍也不过二十万缅币约合人民币四百出头出头。

因此，不少当地年轻华人主动到诈骗园区工作。

比国人好的地方是，忌惮于当地华人的本地关系，如果他们不想干了，老板通常允许他们辞职。

我在大其力的这段时间，结识了一位来自英国的NGO创办人。

很多当地人没有一技之长，只能从事比较基础的工作，他就给当地人培训就业技能，如打扫卫生、端茶倒水、做小生意等，还教简单的英语和泰语，而他希望我过去教中文。

黄家人跟我打趣，说在大其力这样的边境城市，会泰语你可以挣泰铢，会中文你可以挣人民币，会英文你可以挣美金，但只会缅语你就只能穷死。

这些当地人经过培训后，实际上多是去赌场里做服务员、清洁员等工作。

这家NGO想改变当地的现状，但没有办法生拔出一个新产业来，只能让他们在已有的产业中合理地挣一份钱。

当然，大部分人主要从事日常工作，大其力绝非只有老三样。

大其力是一座边城，有一座小城该有的样子，不过是非法经济与暴力的一面常被人报道，远方的人难以想象这里人们稀疏平常的日常生活罢了。

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赌博、药品是不合法的，但没有形成一套“做这个东西罪大恶极”的舆论环境或者道德语境。

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谋生的手段，为了活下去，也为了一个家庭、家族。

一方面，黄家经营着赌博的生意、为瘾君子提供庇护所，但另一方面，黄家的父亲在过世前曾留下家训，要求子女不能碰药品、赌博，并告诫子女又吹又赌，就是欺公灭祖。

黄三姐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她对我说，她知道游戏厅不是什么好地方，她不让自己的孩子去，自己平时也很少去。

她的兄弟也受药品之害、赌博之害，她斥责这些家人毁坏这个家，但又以纵容别人到游戏厅赌博、吸食而挣钱。

大其力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我们一家人，有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黄三姐说，可能做什么都是为了这个家吧。

这一刻我发现人们的道德观念是以亲疏远近向外一层一层推展的。

有一次，黄家的一个熟人要进入休息间，黄三姐没有阻拦。

她给他的母亲打电话，告知了这件事，只说休息间里玩的人多。

言尽于此。在黄家人眼里，别人家来玩，应该由别人家来管束，她们不会过多干涉。

在这个对老三样泛滥容忍度相对较高的环境下，还形成了一种“反常识”的现象。

我遇到过从瑞丽跑到大其力来戒的，这听起来非常奇怪，但有它的道理。

在国内，瘾君子就是废人的观念深入人心，瘾君子即使戒掉后也常被周围的人歧视甚至排斥，难以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有历史者在孤独时可能会回到友圈。

而在大其力，瘾君子很多，社会环境对尝试戒掉者相对宽容。

只要他们愿意戒，这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戒掉后，亲戚朋友通常会重新接纳他，在这里，复吸是常态，若戒断成功就是极大的幸事。

在这里，药品、赌博、诈骗等，似乎不过分与个人道德、公德等绑定为一体，更常被视作一门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

我在大其力认识一个叫做张哥曾在一个制药工厂工作了半年，后来老板跑路了，为了养家糊口，他又辗转到泰国某地做中文导游。

在中国，“药贩子”与“导游”是风牛马不相及的职业，而在张哥的世界，这不过是不同的谋生方式罢了。

对于一些做药品生意的人而言，会认为自己手里的药品不是卖给周围的亲友的，而是卖给陌生他者的。

既然有市场，那做这件事就是冒着风险去挣钱。

这就像生产塑料袋的厂家不会觉得必须要为环境污染负责，而是觉得人们有需求，自己可以靠塑料袋盈利，那就生产。

做电诈也是，他们诈骗的对象是陌生人，对于当地人来说，甚至都不是他们社会的人，所以他们较难共情。

黄三姐说自己曾经有个朋友，她的丈夫是做甲基苯丙胺的大师傅，由于长期接触化学制品而早逝。

但他留下了一大笔钱，足够让一大家人衣食无忧地过一辈子，全家人都很怀念他。

对于这位朋友的家庭而言，这位大师傅做了“危险的事”，而不是做了“坏事”。

“危险”对应的是规矩，“好坏”对应的是社会评价。

黄三姐的朋友偶尔感叹，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只是生前做药品遭报应了，早早就“被老天收走了”。

无论是大其力，还是勐拉，道德对药品经济参与者的评价尺度与国人社会有较大不同，一个参与药品经济的人不太被“那里”的社会排斥，在我们“这里”则人人喊打。

“遭报应被老天收走”的命运感叹蕴含着对个体价值根本性的判断，在华人世界观里这种判断叫作“天理”。

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很难解释清楚当地宗教信仰与道德观念之间的关系，其中有非常晦暗不清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