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山上的歪脖老槐树――大明帝国的覆灭（一（1 / 2）

公元一五八五年，是为明万历十三年，大明帝国走到了他的第二百一十八个年头。这一年，执掌帝国权柄的张居正已经不在，名义上统治这个帝国的人是“万历皇帝”朱翊钧。朱翊钧被后世人鼓吹为一个不理朝政的昏君，实际上，对他的评价可以从他的谥号看出来。他被称为“明神宗”，以“神”为谥号，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一五八五年是万历皇帝亲政了三年，前一年，年轻的皇帝在谒陵的时候大张旗鼓地督视御林军。这种行为，引起了当朝大臣的高度警惕。这支御林军由帝国的天子直接掌控，是在前“首辅”张居正的同意下组建的。御林军的最高统帅是御马监太监，换句话说，这支军队是掌握在皇帝的随从手上的。

御林军这几年不断扩充规模，已经超过了朝廷官员的容忍程度。

在一五八五年，帝国的最高官员，首辅申时行是一个信奉中庸的人。在前任首辅张居正的时代，申时行曾被认为是张居正的心腹。但实际上，申时行被选为张居正的接班人，并非因为他能够忠实贯彻张居正的政策，而是因为他在天子和文官之间的沟通能力。申时行实际上做的事情并不是协助皇帝执政，而是向文官妥协。在张居正死去后立即被清算的政治环境下，申时行没有张居正那样力挽狂澜的勇气和能力。

面对朝廷官员们集体的压力，申时行不想得罪天子，也不敢让御林军继续发展下去。申时行找到了执掌御林军的将军们，他说了一句，“尔等不见江彬之覆么？”

这看似轻飘飘一句话，让一众“负剑挟弓”的太监不寒而栗。

在帝国的后期，身体上残疾的宦官，或者说太监，是皇帝唯一可以完全掌控的人员。缺乏生育能力的宦官没有一代一代积累权势的能力，他们一切的权力来源于天子的任免。这种制度让天子对他们的控制更加有效。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宦官们是无知的。实际上，作为帝国的高级行政人员，宦官同样知晓帝国的过去和现在。所以，他们能够理解申时行这句话的含义。

江彬的故事是帝国所有人都熟知的一件事情，这段历史让宦官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安全。申时行作为文官集团的最高代表，他所说的这句话，无疑是对宦官兵权的一种警告。依靠理智的判断，宦官们更改了自己的立场。他们作为万历皇帝选择的带兵将领，转而向万历皇帝劝说。帝国天子如果想掌握兵权，唯一可以依赖的宦官。但是现在这些宦官不但不愿意完成任务，更反复向天子建议放弃兵权。

很快，帝国的御林军就失去了系统的指挥和行动能力。天子名义上至高无上，实际上却寸步难行，皇权失去了可以依赖的武装力量。

御林军的这一次失败，使得帝国的天子大为失望。帝国辽阔疆域几千里，各方面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天子的权威只是一个虚无的牌位，没有任何实际威力。万历皇帝失望地放弃了一切的锐意进取，躲进了紫禁城，甚至懒得出城。他开始仇视文官，最大程度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在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上，他拒绝和文官合作，一度在各地没有长官的情况下不任命地方官员。

而在帝国的财政上，天子做了挽救帝国的最后努力。他决定为朱家的“后世子孙”积累一些国运，放弃了轻徭薄赋的传统税收政策，使用宦官向帝国正在兴起的工商业征收商税。由宦官担任的税监奔向全国，向那些富得流油的工商和矿业豪强征税。

实际上，从南方的市镇到北方的关口，帝国的工商业早已经被世代传袭的缙绅控制。不止是工商业，江南书香门第，晋商官宦世家，甚至选拔帝国官员的科举制度也已经被这个集团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损害缙绅－文官集团的工商业税收自然受到文官的极大阻挠。

“税监之害”，很快就被被掌握了舆论的文官们描述成了灾难性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抗税的民众，被政府的文官颂扬为英雄。尤其是满清入关后，向满清投降大批文官修《明史》，在官方史册中添油加醋地把这个税收制度描绘成了洪水猛兽。但那些史家刻意掩藏的是，这一笔“内库”银子，却实实在在的延续了明代的性命。

几十年后，当大明朝烽火四起即将倒塌的时候，富得流油的帝国却发不出军饷。无论是西南彝人叛乱还是辽东鞑子叩关，帝国国库――太仓库的存银都是远不敷用的。后代的皇帝能做的就是动用内库银。帝国的继续延续很大程度上依靠内库银四处救火。万历皇帝的这笔银子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几乎是这笔银子花光的同时，帝国苟延残喘的寿命也结束了。

当然，这是后话，我们还是转到万历皇帝练兵失败这件事情。

在帝国的历史上，练兵失败这件事情并不显著。在大多数的史书中，这件事情不但不受关注，而且根本不予记录。但其对帝国政局的实际的影响力，却大得难以想象。这一次的失败的影响，远不止让万历皇帝走进皇宫，不再和文官合作那么简单。实际上，这是帝国最后一次中兴的努力。它的失败注定了帝国在之后六十年中，面临的一切。在当时的政局上，这一次的事件直接反转了各方面的势力布局。

练兵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皇权失去了军队的拱护。帝国的内部，再也没有一个强大的皇权了。换句话说，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日益畸形的社会扭转过来了。此后，万历皇帝在选择接班人一事上力不从心，甚至不能以自己的愿望，而必须以文官集团的偏好选择接班人。

总之，在一五八五年申时行的一句话后，宦官们妥协了，天子放弃了军权。文官集团在这次事件中的胜利，解除了有明一代几百年来皇权对文官集团的威胁，成为了帝国真正的主人。当万历皇帝驾崩，年轻没有经验的太子登基后，这种情况愈发严重。

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尚处于中青年的太子并没有经验，并不是老谋深算且人多势众之文官的对手。太子本身往往由文官集团扶植上台，或者说是文官集团和皇权斗争的“棋子”，显然无法和文官集团交锋。从此，下一任皇帝的选择，甚至本任皇帝的寿命，都完全由文官集团掌握。

万历皇帝的儿子，泰昌皇帝朱光洛，登基三十天，因服用文官“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红丸”暴亡。文官接下来扶植朱光洛十五岁的儿子朱由校登基，是为天启皇帝。年轻的天启皇帝登基七年，坠舟染疾，服用文官“尚书”霍维华进献的“仙药”暴亡。

一定程度上，帝国六十年后的灭亡，更是这件个事件所带来的结果。无论是李自成张献忠的揭竿而起，还是满清叩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这一次事件之后，都变成了必然。既然皇权没有任何武力保护自己，既然中央御林军都由文官轻易瓦解，地方军镇如何会听命于皇帝？

文官越来越放肆，他们把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打为“阉党”，他们动不动就写着几十页几十页的奏折“弹劾天子”，他们在朝廷上撒泼耍赖，他们甚至敢在龙椅前指着皇帝的脸厉声大骂。

这样的局面，在帝国的末期屡见不鲜。而对皇帝发难的个人，则被文官集团捧为英雄，最终将被文官集团重用，位居高位。

天启皇帝服用仙药而亡之后，接下来被文官扶上台的是未成年的朱由检，是为崇祯皇帝。不知道是否是被自幼受到的文官教育蛊惑，朱由检选择了和文官合作。

和天启皇帝苦苦和文官对抗比起来，崇祯皇帝朱由检决定顺势而为，他上台就肃清天启帝遗留的宦官，再不倚重提拔宦官，转而重用被天启打压的文官集团。这种和文官合作的政策，受到文官集团的一片唱颂。文官们大唱赞歌，把朱由检赞为英明神武的中兴之主。

自幼受文官教育长大，尚未成年的朱由检也颇为自得，数次在朝堂上自比三皇五帝。他在一片称颂声中决定做一个开疆拓土的中兴之君，先后任命文官集团“东林党”袁崇焕、孙承宗为督师处理满洲边患，以全国税收和全部内库银为依托，开出了有明一代最高的军饷和最大的督师自主权。

他得到的结果，是破天荒地被满洲女真攻入京畿。一次，又一次。

崇祯初年，帝国东北的形势本来并不危急。人丁不过几十万的满洲女真是在万历末年，在大明都督李成梁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李成梁在很多史学家的研究中，被认为是满洲人。他死去后，女真人失去了友好的外部环境，在天启末年几乎快山穷水尽。大片大片地饿死，是女真人在天启年不得不面临的威胁。

但帝国的局势总是不断改变，女真人很快就等到了机会。崇祯初年，在东林党那些“爱国”文官督师的手上，女真人不但摆脱了饥饿和贫穷，而且不断做大。两任督师号称花费几百万两银子的防御像是摆设，本应重兵防御长城不堪一击，女真人长驱直入。

一次次的京畿掠夺，几万轻骑不结队列放蹄奔驰于大明国京师附近千里，抢夺人口财物粮食，如入无人之境。一次次轻而易举的胜利不仅让他们恢复了元气，更激发了他们席卷汉人天下的雄心。崇祯十七年，兵强马壮的满洲贝勒多尔衮入京，然后席卷而下。扬州，嘉定，四川，广州，一次次的屠刀被举起，然后就是留发不留头。

人丁几十万的女真人，在汉人的土地上，把一万万的汉人变成了奴才。这样以少胜多的征服，足以让人类历史上其他自诩伟大的征服者汗颜。

要知道，仅仅在几十年前，建州女真还停留在渔猎穴居的时代，近乎是原始社会的部落。这样的飞速崛起，诚实要让世界上其他自诩幸运的征服者羞愧。

清军兵临南京之日，大明朝文官魁首，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在城内富丽的院子里张皇失措，进退两难。艳名满江南的小妾柳如是对自己夫君这种女儿姿态，颇有不屑之意，她劝钱谦益投井殉国，以不负钱谦益平日里那满口仁义道德，忠君事国之理。

柳如是虽然貌美闻名，终究是个浸淫于道德文章中长大的虚荣女人，所以才会这么说。她以前为了钱谦益的名声和权势抛弃过一个耿直不得遇的晚明才子陈子龙，她大概以为天下文官领袖钱谦益在国难面前，会和战斗至死的陈子龙一样铿锵激昂。

但她等到的回答，是“水太冷”。

明亡之时，钱谦益四处联络，带领东林党投降满清。

实际上，投降的并不止东林党，文官集团要员几乎是全体投降。建州女真首领多尔衮轻骑开进北京城的前一天，还怀疑自己能否进入北京城。相信自己这么轻易可以进入京师的女真人并不多，毕竟北京城人口是百万计的，比所有女真人加起来还多。那一天，多尔衮本做好了遇到困难就返回关外去的打算。

但等女真人开到北京城下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景象却让他们呆滞了好久。他们看到的，是大开的城门，是大明朝的文官，那些口口声声高唱“道德”，自称“忠臣”，动不动号称要“死谏”辱骂大明天子的文官，正打开城门，跪在过道上欢迎女真人的王爷入城，入北京紫禁城。

最后时刻想到殉国的，只有天子而已。

充满抱负，辛劳终日的年轻天子，汉人最后一个皇帝，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局。京师城陷那一天，一片兵荒马乱之中，天子没有选择逃走。他走上了煤山，把一根绳子挂在了一颗歪脖老槐树上，自缢而死。他的身边，没有一个文官，陪他殉国的，只有一个日夜侍奉天子的太监。

刚刚在北边击败蒙古人，西边击败彝族人，南边击败荷兰人，东边击败日本人，大明朝强大繁荣得令西方敬畏，此时却突然如纸糊一般脆弱。

欧亚大陆的东方，汉人那璀璨的文明，如一颗耀眼的烟花，轰然倒塌。

自缢在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上时，天子朱由检说了一句“愧对祖宗”，他把散发披在了额前。那一刻，他是恨自己没能以匹夫之力挽狂澜于欲倒，阻拦鞑子铁蹄延续大明残骸？还是恨自己不能像正德皇帝，万历皇帝，泰昌皇帝，天启皇帝那样勇敢地和文官开战，直到身败名裂至死不退。

也许他是过于自责了，他只是一个文官培养出来的刚烈青年，自负，刚烈，惶恐，多疑，处处掣肘，局势远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改变的。帝国的结局，在万历十三年，申时行的那一句话说出口时已经注定。

“尔等不见江彬之覆么？”

从万历十三年往前推六十五年，是为正德十六年。那一年，依靠军权百般削弱文官职权，数次亲征蒙古，身强体壮自封大将军的大明朝正德皇帝因偶然“坠舟”入水染疾，驾崩，年仅三十岁。正德皇帝逝去不过几天，正德皇帝赖以练兵，赖以威慑百官屡建战功的大将军江彬就被文官五花大绑押送入京，磔于市。

这一次示众，震撼了整个大明，改变了这个帝国的前进方向，最终结束了那个时代。在那些满纸荒唐言的发黄史书中，你甚至看不清这个过程的全貌。现在，让我们近距离，一点一点地剥开历史的谎言，看清楚大明朝，我汉文明这最后的一个帝国，是如何亡的。